橘化为枳:一条鞭法的北方困境

明史明心2020-02-02 17:14:35

本文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参考文献和部分内容,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



一条鞭法初行于嘉靖初年,至隆庆年间,全国不少地区摸索试验推行一条鞭法,其中执行得比较有成效的是浙江、应天、江西的巡抚庞尚鹏、海瑞、刘光济等人,万历九年(1581),一条鞭法作为法定的赋役制度通令施及全国,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简化了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实行赋役合一,包含了摊丁入地的因素,为清代实行摊丁入地打下了基础。


所谓一条鞭法,概括说是赋额按田亩计征,其核心内容为“量地计丁”和“一体出银”。赋役合并,折为银两,分摊田亩中征收。取消力役,将户丁征派改为丁粮征派,赋役一律征银,取代了征收实物和力役的做法,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征税解运,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佣。唐文基认为一条鞭法最初“是内阁大学士桂萼倡于嘉靖九年”,至嘉靖末,已逐渐由南直隶、江西、浙江等东南地区向北直隶、山东、河南推行,万历九年(1581年)正式推行全国。


明代的赋役制度是以里甲制为基础,明初江南地区里甲组织的确立,既是对宋元以来该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继承,又是明太祖对江南地区基层组织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打击江南豪强势力,调整江南土地关系,扩大官田,以国家强大的干预力对基层组织进行渗透,以期达到赋役收入最大化的效果。明初实行的是唐代两税法,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编赋役黄册,随着全国统一的实现,里甲制度也随之推广到全国各地区,成为明代赋役制度的基础。



       明代土地官田主要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佃种,而民田大部分为地主官僚所有。由于历史的原因,江南为重赋地区,以里甲为单位的徭役征派更加沉重,不仅两税由里甲催征,而且里甲人户逃亡,税粮依然照征,由里甲赔偿。甚至天子玉食及军国所需的供办物料等,均由里甲负责。由于对一些官绅的优免,放富差贫严重,加之里长在科派中中饱私囊,导致徭役严重不均,农民负担沉重。


针对江南地区重赋的实际,在推行一条鞭法以前,该地区已出现将按户承担的里甲正役等部分摊入田亩的改革,如周忱针对所谓“民收民解”所导致的在漕粮北运中“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和苏松地区重赋等问题,进行赋役改革,创制以“折征”为主要内容的“平米法”,均平赋役,使农民的田土和纳税户的负担较为平均,开明代赋役改革的先河。其后,出现应天府的“里甲银”、浙江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成化时的“均徭”等赋役改革。此后,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又出现将均徭由里甲轮流承担改为将一县丁粮,重新均分为十段,十年一次轮流承担的“十段锦”等。之所以一系列赋役改革都在江南地区进行,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从中古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以后,不仅区域内经济发达,一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又承担着南粮北运的沉重负担,自正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原有的赋役制度逐渐被破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江南地区在重差和重赋的双重压力下,赋役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些东南地区的初步赋役改革,都为“一条鞭法”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万明认为“如果从明宣德五年(1430)周忱改革算起,发展至明嘉靖初年(约1530左右)出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说的万历初年(约1580年左右)向全国推行,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时间。‘一条鞭法’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伸和总结。”但这些赋役改革,都是针对江南地区的区域特点进行的,其本身也不免带有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持肯定态度,一般都认为一条鞭法是古代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均平赋役,简化税制,增加国家收入,“将户丁役和人头税摊入田亩,即所谓‘摊丁入地’,并折银征收,使劳役负担货币化”,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却忽略了一条鞭法是带有强烈江南地域特色的赋役制度这一特点。

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是明代江南地区的官员针对本地区赋役制度中最严重的弊端,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革。但北方地区的地域环境完全迥异于江南,早在弘治时期,易州(今河北易县)“地皆沙碛,岁收甚薄,土之所宜,不足以供所需,而民困益甚”。万历时期,汪应蛟在今天津一带,“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淤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可见华北部分地区土地沙化、贫瘠的严重程度。徐光启认为“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与南方相比,北方地广人稀,左光斗认为“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无其人。”“其不垦者,苦旱兼苦涝也。其苦旱与苦涝者,惟知听命于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南方精耕细作,北方耕作则较粗放。如“树畜于江北,较江南尤易。江南寸土无闲,一羊一牧,一豕一圈。喂牛马之家,鬻刍豆而饲焉。江北则林多丰草,泽尽菹洳,纵马放牛,可以无人牧圉。使仿养伍字之法,而牲畜不遍野乎?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共争,谁能余隙地?江北则废圃荒畦,鞠为茂草,深陂广泽,一望惟蓼苹耳。”可见,江南寸土皆金,连放牧都难以进行,牲畜只能圈养。而北方地区则是地广人稀,人均占有土地,远远高于江南地区。如霍韬所言:“天下农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粮役轻重不得适均,自淮而北,税粮虽轻,杂役则重。”行条鞭法之前,赋役征收以里甲为主干,均徭、杂税依据里甲编定,编审的原则是按照户的等则来进行,由于当时“淮以北,土无定亩,以一望为顷,欺隐田粮,律条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户无实丁,以系产为户,脱漏户丁,律条未之能守也。”因此人丁,资产两项所占的比重,南北差异很大。北方以人丁为主,南方则以户等为主。

面对如此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的地方官却几乎都是照搬江南的经验,很少有人结合本地区地域特点进行赋役改革,因而从北方地区开始试行一条鞭法,就倍受质疑和反对。


早在嘉靖初期,一条鞭法尚未正式推行于全国时,由于受到江南地区赋役改革的影响,北方部分地区亦出现以田土编役的赋役改革,但在推行中却是一刀切,将江南的赋役改革照搬于北方,“所谓均徭者可行于江南”,却并不完全适合北方地区,因此何瑭对河南地区的均徭制度,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以田土编役“此非祖宗之法也,盖流俗相传之误也”。“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岂知治道者哉”?由于“南士仕西北者渐推用其法(即周忱“平米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当差之说”,“夫差役出于户丁,士农工商之家,除例该优免外,其余户丁盖未有不当差者也。今止令取于耗米,则是士工商贾之差,农独代当之矣,是岂均平之道哉?况驿递马牛车船之役,俱出于田土税粮,则农民已偏累矣,奈何复以杂差再累之乎?今论者皆知东南之民困于税粮,西北之民困于差役,而不知东南所以困于税粮者,以差役亦出于税粮之故。西北所以困于差役者,以既有丁差,又有粮差之故”。“今惟不守祖宗之法,审编均徭,舍户丁而计田土,故寄庄人户有躲差之弊”。虽然何瑭存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却道出了河南地区由于不因地制宜,而一刀切地推行一条鞭法,所引发的诸如加重农民负担、投献成风的事实。


葛守礼雕像

隆庆元年(1567)四月,户部尚书葛守礼上疏,公开反对北方行一条鞭法,认为“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正派不均也。”葛守礼是山东德平(今山东德州)人,又长期在北方地区任地方官,对一条鞭法所带有的地域特点认识比较清楚,他指出“以江南之法行之河南,按地科差,始将租庸调之征并之于地,有家、有身者皆不与焉。于是农民嚣然,丧其务本之心,地愈多者,苦愈甚。富者贫,贫者逃,而田卒污莱,弃为萑莽”。“若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沙咸,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者亦有之。又年年应差,并之于地,无怪农民之失所也。”南方诸公,以本处之法行之,一切征诸地,遂令小民视地若桎梏,然惟恐不能脱,弃置逃避,或告愿回原主者纷纷,荒芜极目,而中州民始大困矣。”不仅葛守礼反对一条鞭法在北方地区推行,隆庆四年六月,给事中贾三近疏陈时事,也认为一条鞭法“大约病农”,要求废止一条鞭法。他说:“务本者,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不占一役”。“以频年灾害未息肩之民,方呻吟喘息之不暇,又加以劳扰之法,愈不得休息,是以强者共相啸聚,而弱者竟展转于沟壑,民不堪命,坐阽危亡”。葛守礼等人强调的正是地方官僚不能因地制宜,盲目照搬一条鞭法,给北方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事实 


曾任山东地方官的于慎行也指出“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赀,故农贫而商宽”。李腾芳认为有田者并不一定全是富人,如实行一条鞭法后,尽摊丁于粮,“有丁无粮者仍纳丁银”,“有薄田数亩,为粮升斗”的贫困农户无法承担重负,“操艇江湖,转盐积币,而其家无田,不名一差”的商贾则从中得利。万历初的户科给事中光懋也上疏反对,他认为“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困,一例摊派。不论仓口轻重,一并夥收。其将银力二差与户口钞盐并之于地,而丁力反不与焉。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丧乐生之意。然其法哉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虽然李腾芳等人的思想依然是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但却反应出一条鞭法在推广时,人为造成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况


对于税粮科则,大多数地方都按上中下三则起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赋税征收,但即使一县之内的居民,收入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种起科制度又人为地造成了赋役负担的不均。葛守礼认为“粮为上、中、下。上者,每石价九钱。中者,八钱。下者,六钱。则既体悉下县矣。一县户亦有上、中、下,可以例推也,且虽上县,未免有下户。一条鞭论上县之下户亦九钱,何以堪也?下县未必无上户,一条鞭论下县之上户亦六钱,何其幸也?”葛氏所指出的,正是在北方推行一条鞭法的一刀切政策,显然这种作法并不能起到均平赋役的作用,反而加重了“上县”贫困农民的负担。


明初实行的里甲制度,十年一役,只有一年服役,其余九年空闲,实行一条鞭法后,徭役从丁粮起派,折成银两,年年应役。造成北方土地贫瘠地区农民不堪重负,葛守礼认为一条鞭法“南方曾行之,南方十年一役,北方岁岁有差,何可比而同也?”“况地多,则门户高,就门户而派一重差亦可,但不可规规计地,使穷民同病也”。于慎行也认为“滨海斥卤之地,如济之东北,荒弃不耕之地,如兖之东南。故皆一望无际,颗粒不收,平时夏秋税粮犹累里牌包纳,若更加地差,则里牌亦不能支矣”。万历《常山县志》认为“顾物情不一,难以概齐,固有便于江西越东,而于吾衢不便者,……今行条编之法,则官府日日催征,百姓时时输纳。盖有一当排年,则终岁奔走钱粮,日不暇给,凡耕读事畜之业尽废矣。”可以看出,葛守礼等人强调以一条鞭法编审田赋,不适合北方土地贫瘠的状况。


北方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相对江南要多,但土地不及江南肥沃,而且就农作物成熟期来看,江南地区农作物一般为一年两熟,而华北地区只能一年一熟,江南地区人口密度较大,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均比华北地区先进,华北地区农作物单位产量远不及江南地区。明代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实行一条鞭法后,商贾无田或少田,赋役负担远轻于农民,还可以以银代役,劳役由政府雇人承担,能够更多投入到商品经济流通中去。而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及南方,商业发展也远不如南方,实行将户丁役和人头税摊入田亩的赋役制度,必然使北方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南北地域特点不同,情形有异,将适宜南方的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到北方,会导致北方农民负担加重。州县取消昔日户等的办法,以县的贫富程度统一征税,并未起到均平赋役的作用,人为地造成上县贫困户吃亏,下县富裕户占便宜的现象,而且工匠商人等,因无田而不编役,差役转嫁到有田农民身上,虽然客观上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在北方地区不因地制宜的“一刀切”作法,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重北方农民负担,并不是合理的赋役制度。南北经济差别悬殊,是一条鞭法在北方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甚至连一条鞭法的主要支持者唐鹤征,在比较了南北地域差别后,也认为“盖条鞭主田为算,每丁折田二亩,江南地土渥饶,以田为富,故赋役一出于田,赋重而役轻,以轻丽重,且捐妄费,安得不利?齐鲁土瘠而寡产,其富在末,故赋主田而役主户,赋轻而役重,以轻带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于慎行在与友人谈及条鞭时认为“统论此法,便于南者多,便于北者少。便于粮者多,便于差者少”,当是公允之论。


对于一条鞭法,认为其优点之一,就是将差役合为一条,统一征收,地方官吏不易舞弊,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早在嘉靖时期,北方初行条鞭之时,山东淄川的士人认为“壤有白、有黑、有沙、有咸,且有不犁者,不为区别,而堤岸蹊径之处,一切与科,则亦未免为少失其均者”,这样不分土质特点的均平赋役,其结果就是导致“民之奸弊百出矣”。葛守礼认为一条鞭法极易造成吏员舞弊,欺骗农民的情况,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不知何故,变为一条鞭,使书手得以因缘作弊。后又谓一条鞭难为贫者与富人同科,乃又变为三等银,则弊愈不可穷矣。夫照各仓口分派,令人查纳斗升若干,价银几何,晓然人知,何等简易。今乃不显仓口,冒然谓某某该银几何,小民听然输之,无复可以查算,是与书手以神术弄愚民,且又塗民之耳目,装之囊中,任其舞弄也。可怜哉!”认为“山东均徭、粮差征派之法,旧规亦皆尽善。近日乃多变更,如一条鞭分派,总统征收,小民莫知端倪,官府亦难考核,见今棼乱无绪,此亦有不便者。至于倡为以地派差之说,虽未施行,小民风闻,地已不售。往年价值一两者,二三钱亦不可得。其值三五钱者,空以与人,亦无肯应承者也。此则决不可行者。”指出“谓旧法当以户则为轻重,书手得以上下舞弊,一条鞭则庶可以革弊,是见一面尔,谚云:‘吏弊如鼠穴,此塞则彼通。’岂能尽革也?且谓书手作弊者,不过为卖富累贫也,一条鞭则明宽富累贫矣。


认为一条鞭法人为造成胥吏舞弊,坑害农民的不仅是葛氏一人。隆庆时山东巡抚梁梦龙上疏称“顷行一条鞭法,同时并征,民力不堪,奸弊四起”。徐希明也认为“立法稍疏,吏胥乘机为奸,贫富轻重多不得平,是徭以均名,而实未尝均。”由于原定以银代役,但缴纳银钱不久,重役之事却时有发生,郝维藩称“亲民莫切于均徭,银差,宜照额均派,以时催科。力差,宜量力佥役,听民自便,若条鞭之法,既用其力,又敛其财,民安得不困?”而且一条鞭法在实际推行中,由于官吏贪污,导致“条鞭之法,有司分外又行增派,扰民殊甚”,“不才有司条鞭之外巧立名色,科索烦重”。“百姓之输纳,本县之征收,初未尝分开何者为里甲,何者为均徭,又何者为民兵,驿传也。既混一而收之,又混一而用之,随收随放,漫无分别,而县官又公务缤纷,不能一一稽察。侵欺冒破,何能以保其终无哉?”嘉靖时期,山东武城县,甚至出现了力差所编“一两至费数十两”的事情,以至县志的编纂者慨叹“东郡诸县,编差加银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万历二十年“陈州卫军以新行条鞭,工食未给,适本营署印同知赵贞明阅兵行法,纠众鼓噪,拥至校场,括给数千金始散。”险些酿成兵变。


可以看出,葛守礼等人对北方推行一条鞭法极力抵制,其原因并非是传统说法,一条鞭法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因为将一条鞭法这样带有浓郁江南地域色彩的赋役政策,照搬到气候、地域环境完全迥异于江南的北方,必然成为扰民之举。葛守礼等人也并非维护所谓“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如他本人所说:“臣农家也,习知农苦”,担心“按地征银,农民丧,其无计可脱田亩,将来畿内荒芜,必可立见”,完全站在北方农民的立场上去反对和抵制一条鞭法


       明清时期,就有人认为一条鞭法是宋代熙宁变法的重复,如明人认为“余观条鞭法,非即宋免役、雇役哉?”清人认为一条鞭法“祖安石雇役之遗意”,明代役法恰恰是对宋代赋役大部分制度的继承,“重复了王安石募役法的主张”。
在传统社会,合并丁徭杂税于地,往往又是加赋的先声,传统皇权社会的赋役征收历来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端。早在嘉靖后期,山东武城县巧立名目,编青白二夫使“大户走递之苦,于本县尤剧矣。至于养马榬马之费,豪军寄庄之累,修城修河夫之增,在东郡诸邑皆然”。赵南星针对当时官吏贪墨成风,百姓民不聊生的现状,上疏称“率由一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加派在其中矣。而数年来又以军兴加派,则加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黄宗羲在总结历代赋税史后,认为一条鞭法“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甲年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明政府在征收赋役时,也犯了北宋熙宁变法同样的错误,编外有编,条外有条的加赋,普通农民即使缴纳差役银,但依然照样派役,农户的负担更加沉重,直接导致一条鞭法受到抵制。几十年后,因辽东战起,各种田赋“加派”又纷至沓来,出现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的现象。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农民负担苦不堪言。兵科给事中刘懋上疏称“计地一顷,条鞭一十余两。夫一顷之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粮欠盗聚。”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再一次把杂派又并入了“两税”,诚如黄宗羲所言“如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也正是“三饷加派”这个鞭外有鞭,成为明朝灭亡的导火索。


从货币流通角度看,明初曾以铜钱、宝钞作为流通货币,洪武时特别强调“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但由于宝钞发行,并没有强劲的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支持,造成“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虽然明初政府以严刑峻法,试图保障宝钞流通,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货币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万明认为“自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正是在这种白银货币化的趋势下,白银作为本位货币,迅速流通。

江南地区作为明代经济最发达地区,白银货币化也开始于此,这是因为江南地区自中古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后,一直是全国经济中心,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之明代江南地区由于重赋和人口密度大等因素,相当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进行商业活动,就必须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依托,由此构成了对白银货币的大量需求。以江南为核心的广大东南地区,由于地缘优势,海外贸易频繁,虽然明代曾一度实行海禁,但海外贸易依然强劲,白银作为硬通货,是海外贸易必备的支付工具,明代中国在海外贸易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吸收了大量海外白银货币,促使白银货币化迅速发展,使大量白银作为货币在江南地区流通。白银货币在江南地区的影响下,迅速推广到全国。成化时,户部尚书李敏“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甚至西北的甘州,万历初招募垦荒,也收以租银。万明认为“到晚明嘉靖、万历年间,伴随各地区一系列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在全国展开,遍及大半个中国,白银在田赋收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田赋的货币化可以说至此已基本完成。


白银货币的广泛流通,使赋役货币化成为必然。江南地区从周忱到桂萼等人实行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实现了田赋徭役货币化。“一条鞭法全面折银,导致白银货币化最终完成”。但是当以银代役,“一概征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推行到北方时,遭到抵制的另一个原因出现了,那就是北方的白银货币化,远不及江南地区普及。北方经济更不及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乡村副业补助收入,加之商业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均高于北方,因此江南地区适合雇役。而北方不具备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更缺少海外贸易的地缘优势,比较适合力役。

北方实行赋役货币化,农民必须以白银交税,必然导致农民将农作物,甚至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各种形式兑换成白银货币,以应赋役,如嘉靖十五年的一则土地契约就很说明问题:“同户胡瑟,今为纳粮缺钱,自情愿将前周字三百四十四号,土名四岔山,……情愿出卖与同户胡朱名下”。万历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岳上疏:“国朝设立里甲,本为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贪官虐吏不任诛求,更立条鞭以休息之。且条鞭之法便于富户,而不便于细民,便于市井通衢逐末之辈,而不便于穷乡僻壤之穑夫。况上下交征,惟白金者色,而布帛菽粟,终岁勤劬者委弃而不知恤,贪污蟊贼利其囊橐之便,而惮于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顾,民之荼毒而视里甲又十倍之。此以为此法不更,贪风必不可息。”万历十五年礼部疏称“曩自里甲改为会银,均徭改为条鞭,漕粮渐议折色,则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夫既贱鬻以输官,而又贵买以资用,民穷财匮,不亦宜乎?”《巩昌府志》认为“以余观于巩之徭役,而知新法条鞭之为北境累矣。”“然条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称困?盖富者输资,银差无逋;贫者出身,力役可完。”“自条鞭既行,一概征银,富者无论已,贫者有身无银,身又不得以抵银,簿书有约,催科稍迫,有负釜盂走耳。征输不前,申解难缓,那借所不免也。”万历时期,兖州士人认为,一条鞭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丁银如旧,分毫不减”,导致“大家之差比昔骤增,而贫户之差照前不减,小民不沾恩惠”。可见,一条鞭法在北方的推行过程中,不仅不便于士大夫,也不便于“小民”,而且普通农民兑换白银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谷贱伤农”的事情,迫使农民典当土地去完税,进一步加重北方农民的负担。


通过对明代赋役制度演变的过程的讨论和北方推行一条鞭法引发争论的叙述可以看出,虽然一条鞭法是古代赋役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简化合并征收项目,变徭役的多税制为单一税制。实行统一征银,变力役为货币税,以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税和劳役负担,改变了赋役征收的方式,实现了户丁税向土地税的过渡。取消里甲排年轮役制,按每年一县徭役等支出,征诸全县丁、田,田和丁共同负担徭役,含有摊丁入地因素。黄册制度逐渐消亡,国家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放松,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一条鞭法是江南地区百余年各种赋役制度改革的结果,其自身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将地域性色彩强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其他地区,必然因地域环境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员维护本地区及本阶层利益而进行阻挠等因素引发矛盾,而这种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黄仁宇论道:“1620年,北直隶的香河县仍然保留了419项力差摊派,县志也哀叹应役者欲代役者财政义务过重”。山西潞城县,北直隶的怀柔、香河县、山东曹县和邹县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但“全都保留了分等级的丁银。个别地方甚至顽固地保留了户银。”他认为“一条鞭法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财政方法的标准化与统一化,但维护地方确定的税收原则就违背了这一根本要求。”“条鞭虽良法,而俗有弗宜,未有不反为害者”。


万历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在其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以区域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的过程中所引发矛盾的严重性,认为一条鞭法“在南方颇便。”“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并没有下令要求各地必须全部实行一条鞭法,但在威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为了向上报功邀宠,一味照搬,加之在推行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腐败,吏治败坏,鞭外加派,赋役征收额增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北方农民负担更加沉重,“无复斗升之数,仓口之别,及又以黄蜡、颜料、柴炭等项加派于中,岁岁不同,则虽官府亦不能纤悉查算,乡人何从知之?只听书手道其多少而已。窃谓穷民之田皆鬻卖,所余之瘠薄,非沙即咸,亩收不过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于富民粪治之田,不能什一,一概纳粮,量能取给乎?不给,则佣身以办,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黄蜡等项,其又何堪逃亡相踵?逋负累积,转相包赔,牵连俱走,一里绝烟者无数也。”


一条鞭法为赋役征收的一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盲目武断,不能因地制宜,以及地方官吏敲骨吸髓的盘剥,使这种进步的赋役政策,在北方执行时,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也”。农民日益贫困,直接导致农民与国家的对立情绪激化。因此,无论对于哪种如何进步的惠民政策,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结合地域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进行,不能搞一刀切,一成不变地推行。